一方面，土地作为单独的不动产，属于私法秩序中的不动产法规范的对象，与此同时，空间整体已作为空间（Raum）的法律秩序的规范对象。

除了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外，省级职能部门、市级职能部门也在下放行政执法权。从各地行政执法权下放的公开文件来看，省级政府的下放普遍采用授权方式，市县级的下放较多采用委托方式。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在2021年的《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有些地方的街道办事处条例尝试将执法权下放给乡镇和街道。本文认为，执法权下放的本质是将上级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交由下级行政机关行使，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权下放只有委托和授权两种，相对集中和交办都不是执法权下放的方式，设立派驻机构是执法力量的下沉，属于不具有法律效果的执法权下放。《行政组织法》之所以新增该条款，是因为执法权下放到乡镇和街道突破了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执法权只分配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结语当前的行政执法权下放主要依靠政策在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没有跟上行政执法权下放的地方实践。

此处的交由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交由究竟包括的哪些方式，至今未有一个权威解释。这些不能下放的执法事项大致包括以下三类：（1）专业性强不宜下放的执法事项，如金融监管、质量监管、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专业事项。第二，国家的制度性保障义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以往革命的地方在于翻天覆地，不仅否定之前的统治结构，而且彻底改造其经济基础，乃至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个人生活（《宪法》序言第6段）。后者包括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国家保护义务功能（狭义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换言之，该条款并未赋予公民要求国家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请求权，而只是要求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建立劳动制度的权利。贫富差距逐渐开始成为问题，弱势群体保护开始变得日益紧迫。

因此，受教育不但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公民义务（第46条）。第一，义务主体的双重性。

中国古代也相应发展出一套社会救济制度，特别是以赈济灾荒为主要内容的荒政。受教育权则是为了使得公民具有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下的劳动能力，如品德、智力、体质（第46条），同时也配合劳动权条款中的国家义务——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第42条）。在此，本文仅就中国宪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相关制度和近期实践，对国家的制度性保障义务进行深入论述。因此，要害在于掌握生产资料，而不是仅仅分享生产成果。

在立足于中国宪法的体系解释视角下，社会权具有民生保障、民主政治和国家建构的三重维度。第二，社会权具有民主政治维度。同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也采取社会救助政策，但并未对国家加诸法定义务，而毋宁是政府对弱者的恩惠。宪法学理论因此需要超越经典的公私二元对立模式，重视公权力—私权力—基本权利的三元结构，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约束私权力，从而对于公民社会权——特别是其参与权功能——进行必要保障。

基于德国宪法学知识体系，中文学界就宪法社会权是兼具主观权利和客观法（或客观价值秩序）的双重性质抑或只属于后者的问题进行了争论。序言第1段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参与企业管理（第16条）。实现社会权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根本条件。

例如，美国宪法至今仍未明确规定社会权，美国也至今未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必须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通过革命在根本上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使得原先的被压迫阶级掌握政权，实现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深，乃至灾害战乱频发，传统赈灾制度和以家族互助为基础的社会救济体系不再奏效。在此种经典的自由权和社会权二分法中，自由权是更为重要的基本权利，社会权甚至构不成一种真正的基本权利。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在建构现代国家和制宪实践的过程中，在引进西方进步主义思想、反思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同时，不断诉诸历史传统，提出现代社会权思想，并推动社会立法和社会权宪法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要：中国宪法中规定的社会权条款不能孤立地进行理解，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宪法学的积极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利等概念进行解释。从结构解释的视角来看，社会权的规范价值具有层层递进的三重维度：民生保障、民主政治和国家建构。

中国古代政府保障民生也有维持统治正当性的考量。其中一大原因在于，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具体社会权条款或单项社会权内容，甚至存在将社会权抽离出中国宪法整体结构和理论背景进行孤立解释的隐忧。

在此背景下，体系解释所建构出的中国宪法社会权规范，既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体现，也可以为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理支撑。这种保守主义认为，整个国家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因此必须照顾其中的弱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思和超越所蕴含的建构力量，也能够越出中国语境而获得普遍意义，构成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方案的一种努力。只有实现了社会权（特别是受教育权），国家才能够变得更加文明。因此，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平等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权的落实方式是单位体制下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制度。在福利国家理念指引之下，1919年的《魏玛宪法》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最早规定了社会权。

其他诸项社会权皆围绕劳动权展开。二、中国宪法社会权的文本分析中国社会权理论的规范表达在宪法文本中有着坚实的基础。

国家权威仰赖于‘天命（上天之授权）。具体而言，社会权不仅是个人向政府索要经济福利的请求权，也是实现完整社会身份的基本公民权。

（二）目的解释：宪法序言与宪法精神社会权也需要在宪法精神和宪法意图的角度加以理解。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宪法规定的国家象征也具有这种意涵：除了五星红旗之外（第141条），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142条）号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徽中则包含了谷穗和齿轮（第143条）的形象。在德国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观权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法或客观价值秩序。

俾斯麦建立的三个福利体系的支柱——收入保险、养老金和济贫——都奠定在德国强烈的国家主义和父权主义传统之上，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模式。如果说保守主义和福利国家都试图让弱者依赖国家，社会主义则力图让弱者不再依赖国家，而是成为国家的主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对于社会公平理念的表述。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总财富的增长，共同富裕中的共同面向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例如，《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时期的福利国家建构最终没有完成，有关社会权的宪法规定也没有能够落实。